主持人：杨院士，您是我们的老校长，也是我们学校同学们非常敬仰的一位长者。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然后又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后讲到心理的和谐。在您看来，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自我完善和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您觉得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有哪些呢？
杨院士：我感觉，心理学这门学科，恰恰是横跨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是非常典型的科学与人文交叉的学科。因为，科学是讲究客观规律的，什么事情都要按客观规律来办。而人文学科是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科学的描述，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定量的。而人文的描述是以精神为依据的，往往是定性的。心理学则是横跨在两者之间，因此，心理学这门学科是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心理学是人文和科学之间的桥梁?
杨院士：对，交融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交融在一起的典范。
主持人：好，谢谢。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一个对心理的独特阐释呢？
杨院士：在教育方面我认为科学是基础，心灵是主导。“分享人生故事，感悟心灵成长”，故事就是讲事实，就是科学，而感悟是精神世界的，是人文的。这两句话说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是基础，人文是升华。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在讲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心灵的东西，我前几天和一个同学李胜梅讲，中国是很讲究人文的国度，唐朝有位朦胧诗人，专门写朦胧诗、爱情诗，他叫李商隐。他有一首《无题》。台湾的作者琼瑶，用这首诗的第一句话作为“精神”，写了一部小说。第三、四句就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人文得不能再人文的话，仔细想一想，“身无彩凤双飞翼”，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两只翅膀吗？没有，那没有翅膀该怎么办呢？只有“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不能双飞，只能心心相印吧。所以，这句诗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灵的巨大作用。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哪怕是在诗词中，都会渗透着心灵的东西。
杨院士：所以，诗词能带给人心灵上的震撼。
主持人：同学们有一个疑问，您在诗词方面卓有成就，经常会给我们即兴作诗，同学们就会问您当初为什么不学文科，例如不去学中文，而是要去学机械？
杨院士：可能你们的经历和我大不相同。现在大学的学生一进来就感觉到前途迷茫，那时候怎么可能自由选择，那时候很单纯，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报效国家。国家的需要，党的召唤，就是我的使命。当时我刚上大学，每年九一八那天晚上，我都难以入眠。我高中毕业以后开始留校，留校一年以后，就开始准备考大学。从1951年底开始，中央开始规划，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因此决定，凡是参加地方政权建设的，参加部队的高中生能够调动的，就调动去上大学，为了国家现代化。于是，在1952年的暑假，我被通知上大学。当时我不是党员，我所在的党支部的副书记动员我学数学去支援，我先学了数学。不是为了工业化吗？我开始学机械，我感觉机械蛮有意思。当时，没有选文的人，因此我们根本没想过学文，只是选择学数学还是学机械。
主持人：所以说您是为了国家的需要选择了机械专业。那么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像现在的本科生一样有初入校园的迷茫？
杨院士：没有，我那时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学好，为了中国的建设，当时就是这么想。当时有句话：干一行，爱一行。一定要干好自己在干的那一行，这是国家需要。
主持人：真的，有时候，我们不用想太多，只要选好，把它做好就可以了。《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多则惑”，意思是想求取什么，贪多就不能得到。
杨院士：没错，多则惑，想得太多的话，就迷惑了，想得再多的话，可能就变成了“神经病”。
主持人：所以杨院士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把现在手上的事做好、学好，也许很多东西以后自然就有了，你会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为国家去做贡献。谢谢杨院士！那么在您当时选择机械或数学的时候，诗词还是作为您的一个业余爱好吗？
杨院士：非常业余，这就是为什么我诗词并不见得好。所以，最近我出的那个诗歌选，起名叫《杨叔子槛外诗文选》——我是个门槛外的人，我是个“门外汉”。如果讲教育我就不槛外了，讲诗词是非常槛外的，是非常业余的。有个东西要告诉大家，我认为，需要在年轻人中普及诗词，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因为诗词能够震撼人心。
主持人：诗词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但它的思维跟学工科，学机械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是怎么做到很好地把它们结合在一块，而且如此地完美呢？
杨院士：大家都知道钱学森，钱学森最近去世了。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他的一篇讲话稿没有。内容总的来讲就是在说科学家和文学家的思维是一样的。
主持人：思维是一样的？
杨院士：只是重点不同。一个文学家开始时需要大量、细致和定量地考察现实，之后他才可以知道事实的情况，进而形成形象思维。而一个科学家也是有了很多观察后再仔细调查研究。因此，我一直很赞成钱学森先生的讲话，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科学家在一开始是放开形象思维，然后收敛为严格的逻辑思维，而文学家开始是需要做非常严格的大量的实践性调查，而后发散为浮想联翩的各种创意，从这一点上讲是一致的。总的来讲，科学家侧重于逻辑思维、实证方法，而文学家侧重开放的形象思维，侧重感悟的方法。
主持人：那么在您做研究的过程中间，尤其是在您学术达到了巅峰状态之后，您有没有写过您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些诗，或者说当时让您夜不能寐的那种诗词？
杨院士：有少量的。如果大家读过《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感悟。
主持人：在哪个阶段还会有这样的感受？
杨院士：我举个典型的例子吧。1988年至1990年，我在第二汽车厂（现在的东风）做一个项目的攻关。我带的两位学生，一位博士生、一位硕士生在那里攻关。他们最后拿不下来这个项目。这是一个设备攻关，这个设备是美国一家厂家制造的，二汽仅有一台，如果这个设备坏了，二汽不能继续生产。当时出现的问题厂家解决不了，后来在工厂的领导和工人精诚的合作下，经过我们大量的实验研究，还是不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在协调区里，一句诗给了我启发，让我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主持人：这是用诗人的思维方法，去解决这样一个技术问题。
杨院士：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做的实践。解决以后，然后做实验，如此简单。
主持人：所以，我们的同学，如果你们觉得文科的东西不好理解，那么像当年杨院士那样，自己想去学什么就去学什么就好了。如果你觉得工科专业好，文科专业不好，那么也可以从刚才杨院士的这个故事里面看出来，其实文科对你们的创造，对你们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
杨院士：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文学功底很深。我跟大家讲，学文科不容易，学理工科也不容易。因为学习理工科要先“登堂”才能继续，因为它是一种逻辑。前面不懂，后面你就没法学懂。学习文科“登堂”容易，“入室”难。学习理工科，“登堂”难，“入室”相对简单。为什么呢？理工科有客观标准，文科没有。文科的很多东西需要靠自己感悟。有本书你可以看一看，《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是纽约时报的老主编写的。他从历史上选了一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那里面文学艺术家很少，而科学技术家很多。
主持人：您在创造人文学科教育的时候，文科生要学理科的选修课，理工科的学生要学文科的选修课，对不对？您在当时推动我们学校甚至整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
杨院士：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在学生中间，不管学文科还是理科，对中华文化学得不太够。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报导，现在的大学生，让他完整地背二十首中国的古诗，都很少有人能背下来。我没去过中文系，我觉得哪怕中文系刚考过试，你让他背中国的二十首古诗，估计不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比较难背下来。
主持人：在座的听众有可以背出二十首古诗的吗？举手看看。啊！有一位。也许这真的是我们中国大学生的一个欠缺。就是外国人问你中国的文化你知道什么，也许你只知道一些名词，真正的内容或是内涵，这些精神层次的东西，了解得非常少。
杨院士：美国作家惠特曼讲过，诗歌是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我是非常重视理工科学生和文科学生相互交流的。中国自动化研究所有一位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科学时报》有两次采访过他，他是学自动化的，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学获得终身教授，这位教授不仅工科学得好，而且思想也很深刻。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学生非常热衷于学外语、考托福、GRE，我想如果同学们能够把一部分力气用在学习传统文化上，去了解、研究，我相信同学们会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杨院士：有些学生讲，学这些有什么用？现在的确没什么用。可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是中国人。
主持人：对，这是个根本问题，根本是不能丢的。当时您在学校，推动的一件事情是您带的博士要求背诵《道德经》才能毕业，是吧？
杨院士：1997年，我告诉我带的团队，明年（1998年）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一定要学《道德经》、背《道德经》，如果不学不背，博士论文我不看，背了以后我再看，再审。过了一两周以后，我告诉我的团队，后年（1999年）考上我的博士生的，还要加一些条件，我要求他们学《论语》、背《论语》，不学不背的话，我不接收。当时没有宣传这个招生条件，我们担心被人议论“你强加给学生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学生本来就忙的不得了”确实，对我没有实际的好处。但我想告诉大家，正如一个人生孩子有什么好处一样？好像也没什么好处，但是就一句话，传宗接代。为什么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两个人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育没用，那人类怎么繁衍？文化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
主持人：杨院士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现在同学之间有这么一股风气，就是急功近利。很多人现在很浮躁，有用的就学，其实有些无用之用才是大用。
杨院士：在机械学院新生入学的时候，我就讲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生动，我愿意重复一遍。我在暑假看过一个报道，1960年，有一位先生，在哈佛大学新生中调查“为什么选择哈佛大学？”81.9%的学生回答，为了赚钱，其余的是为了理想。20年后，1980年，继续做跟踪调查，这些学生中有101位百万富翁。其中有多少当时是为了赚钱的，有多少是为了理想的？很有意思，只有一位是为了赚钱，而另100位是为了理想。因为他没有想着赚钱。为了理想，有强大的心理支持，任何困难都不怕。不以赚钱为目的，但当事业成功了，财源自然滚滚来。那些为了赚钱的，一旦遇到挫折就被打倒。我也是如此，从来没想要当上院士，而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可最后就当上了。一直想当院士的，反倒当不成，甚至可能会造假，会夭折。
主持人：杨院士说的这个例子说明，很多时候，我们越想得到的，可能越得不到。倘若我们心无旁骛，认真地做好该做的事情。很自然的，金钱名誉就会作为附属品滚滚而来。
杨院士：这也是社会给你贡献的回报和证明。
主持人：对，这也是精神和兴趣的回报。杨院士，在您科学研究的道路中，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符合刚才所说的心无旁骛呢？
杨院士：是的。当时我只想把事情做成，而且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当时国家在改革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要全力攻控制工程，我那时就全力攻控制工程。后来要出国，去美国的弟弟家，他是搞信息工程的。我后来就搞信息工程了，完全没想过会爱上这个。所以，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主持人：您在这个过程中，在1993年做了原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对吧？
杨院士：对，应该说是在1992年底任命、1993年正式登上舞台。我跟你们说吧，当时我当这个校长是很不称职的，要当也是副校长当，而我当时既不是副校长，也不是处级，只是机械学院的教研室主任而已。现在就不能这样干了。任命我为校长是因为我当时做出了什么贡献吗？讲老实话，那是华工集体做出的。在任的那会，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学习，不会不懂装懂，不懂就不懂，我可以学，可以想，我就想事情为什么如此，将会怎样，不懂我可以弄懂。
主持人：您在任时，我觉得我们学校在全国的排名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水平。很多地方请您去做报告，只要一提到您，大家都知道，这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您就是这么和我们学校融合到一块了，您成为了我们学校的标志。但我记得您当时说过一句话“这校长真不是人做的”，我想当时您的意思是有很多很繁杂的与学术无关的工作，甚至是和自己个性完全相左的，这些事您不得不去做，对不对？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处理这种内心的冲突的？
杨院士：首先“校长不是人做的”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前任校长章开沅先生讲的，我很赞成。为什么说它不是人做的，当校长是要完成任务的，相当于解数学题，这个数学题在种种约束条件下是无解的。校长要面对的是在无解中寻找答案。有句话叫鞠躬尽瘁，但是不能死而后已。死了就没人干活了，我想说的是尽力去做。我刚当校长的时候，亲耳听到当时国家教委领导讲“你们学校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个贬义词。我记得在1993年10月1日，我跟党委书记和财务副校长到教育部出差，汇报上一年我们学校自然科学基金的情况，我校自然科学基金的总经费排在全国第六位，这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申请到的。1994年那次学会评定后，我在成都开会，当时教委里有很多局长和我讲，“杨校长，看来华中理工大学不是某某大学这一类，而是复旦浙大这一类”，我说谢谢。这是之前的积累到那个程度以后我再加了一把火，因此所有的成就归功于我们所有的师生。你看我们的新闻学院是1992年办的，当时北京就有评论，华中理工大学办新闻学院本身就是个特大的新闻。
主持人：对，我们学校就是有这么一种传承，就是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您觉得在您任职期间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杨院士：是人文教育。当然还有其它，我们挤进211工程，教学评估我们得到非常优秀的结果。但是和这些比起来，我还是觉得人文教育最让我骄傲，因为这是影响到全国大学生的教育，特别是当时教育部和国家教委也做了很多的工作。1994年春夏之交华南理工大学211二审的时候，承蒙国家教委广东省委信任我，邀请我当主持人。教育部去的人，就是后来的副部长周远清，当时是教委副主任。会议中间我就和他谈到我们学校正在大力加强人文教育，因为当时“人文”这个字眼是被忌讳的，这是历史问题，一点都不奇怪。教委先前抓过了计算机教育和外语教育，接下来就准备着手抓这个事情。他说“你放心抓”。我回来就和学校的领导汇报，然后我们学校党委下决心要抓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有教委支持，有我们学校文学院、宣传部，特别是我们学校的教务处、团委来推进这个事情。所谓时势造英雄，因为那个时候正值我们国家有这个需要，所以才能发展起来。
主持人：在您的推动下，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中国的大学开始推动人文素质教育。
杨院士：在1995年的九月份，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第一次全国会议在我们学校召开。
主持人：对，那个时候我刚入学，在这个过程中，您的影响是深远的，到现在为止您一直是我们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对它如何继续推动下去，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包括心理健康成长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对将来怎么更好地去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想法？
杨院士：我感觉这件事情的推进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在我们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调整下，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困难。我这里有很多例子，原来搞得很好的，党中央这一块后来不重视也就没落了，当然也有很多后起之秀。因此文化素质教育这件事情需要广大的高等教育机构集体努力，还需要相当大的努力。
主持人：在您做这件事情期间，应该说是对我们学校甚至整个中国教育都是很有影响的。现在我们同学们经常会有这种困惑，就是他们想做学生干部，但是又想把学习搞好，就像您当时要做学术研究，又想把校长做好一样。您觉得怎么去处理这种矛盾？
杨院士：从中学一直到大学，我一直做学生干部，我感觉，工作一定要在一定的限度内，不过分超过自己的掌控，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而不是负担。在学生工作中，你不但可以学到很多工作经验，锻炼工作能力，而且能积累很多人生的感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多的学生干部，对自己而言，不但要全心为同学们服务，而且本着为自己的态度，兼顾学习。我做学生干部的时候，做完工作都要好好想想，每日三省吾身：我哪些做的对，哪些做得不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我感觉这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就是您认为在把握好度的情况下，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成长？
杨院士：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必修的。我想到，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姓吴，从来没做过学生工作，后来毕业了大概二十年以后，他还是不懂这方面的事情。他从来没搞过社会工作，分到北京以后怎么搭公共汽车都搞不清楚。那时候很多都是集体活动，什么都安排好了，上厕所也是排队去。所以他就什么都不会。而我对这些很清楚，因为我做学生干部，那时候有实习，三次实习，一年级有一个认知实习，二年级有一个生产实习，四年级有毕业实习。一共三次实习，认知、生产、毕业实习，这都是我安排的，少则一个小班，多则三个班，一百多人。
主持人：今天在座的有校学生会心理服务部的同学，我想，听了杨院士的介绍后，你们也应该觉得为这个活动这么长时间的付出，这本身也是一个学习，也会有很多的收获。大家都听说过天赋人权，您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天赋猪权”的故事，请杨院士给大家讲一下。
杨院士：人要勤奋，一要勤于学习，二要勤于思考，三要勤于实践，四要专心，五要坚持。我讲一个关于思考的故事。我之前接到一个任务是打猪草，我没养过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根本没养过猪怎么行呢？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到一上午就打好了，“我把猪赶出去，它吃什么我就挖什么，猪吃的草不是猪草吗？”我突然想到猪没有人养的时候它怎么活，他不就是自己找东西吃吗，所以把猪赶出去的话，他吃什么我就打什么不就行了吗？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一个人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动脑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主持人：从杨院士这个故事里面，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智慧，在困境之中的豁达，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力量，能够让我们化险为夷，能够让我们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含着笑去面对，我想刚才杨院士跟我们讲的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用这种创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
杨院士：我跟大家讲，挫折就是一种学习。哪里没挫折啊！困难越大，挫折越大，面对与处理后，进步的就越多，可能后面的成就也就越大，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收获最大的时候。比如二汽的设备，我通过三年攻关给它拿下了。不是说不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困难是最锻炼人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困难，困难和成绩是孪生子。
主持人：杨院士通过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大家也很好奇，在您所处的那个时代，您跟您的夫人在大学的时候是怎么相处的？遇到矛盾或问题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很多大学生谈恋爱，一旦出现要分手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很多极端的方式，我上个星期刚处理了两个个案，我很难理解他们，他们很难想得开，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情感问题和困惑。我想代表同学们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尤其是您跟夫人相濡以沫的这么多年，哪些因素是感情中最重要的？
杨院士：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理性的，一个是感性的。理性的，我感觉是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感性的是个性相投。我和我的夫人是大学认识的，她是我同学的同学，我们一开始没谈恋爱，不但没谈恋爱还吵过架。故事是这样的，解放初我不是团员，她很快入了团，解放初入团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到1950年元月才入的团，她入团之前有一次演出，我第一眼对她的印象很好，就如此而已。入团以后，我们发生了冲突，我感觉她做得不对，她是我们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年级的团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是很大的职位。后来，抗美援朝的时候，青年学生参加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她就参军去了，我得留在学校，读书或者留校工作。因为同学接触比较多，对她印象比较好。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她，她也回了信。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我就继续给她写信。我也不清楚，就信里面自然而然地好起来了。信里面谈的是各自的工作生活，没有卿卿我我。每次周五晚上写信，大概汇报这一周的工作。什么时候谈成的呢？1954年在武汉大学，当时有非常紧急的事。我从外地出差回来，长江的水面比江滩高很多。1954年7月1日下午回到学校，在东三楼西面的教室，学生欢迎我们回来，当时朱九思同志是管后勤的，他和我们见面后就讲“同学们，你们辛苦了！现在没什么东西欢迎大家，欢迎你的是一把锄头、一根扁担、两个簸箕、一把铲子，抢险去。”我们当天就去抢险了，非常累，非常危急，也就是那个时候，双方很自然地就这么认定了。结婚以后，我们也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始终相敬如宾，既是自己的妻子又是朋友，对对方很尊重。所以我见到我的同学总会说，如果夫妻双方能够像恋爱期间对待对方的话，任何缺点都可以容忍，什么事情都抢着去做，不让对方担心，自己的缺点克服克服，那就很好；不过为什么结婚以后反过来了，觉得不能容忍？如果是这样的话，最终都将会爆发出来，不战斗才怪。我和我夫人始终保持着好的关系，当然还有一点兴趣相投，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尽管我们都七十多岁了，她比我大六岁，我们依然有共同的理想，在共同的理想下产生共同的感情。所以我和我的夫人说，我们有什么冲突，一方一定要让步，然后马上就好了。
主持人：杨院士很浪漫又很理想主义，从这样一个情感经历可以看得出来……
杨院士：你们不要学我。我们从谈恋爱到现在一起出去玩的机会不到五次，结婚以前一直没有，一直到1996年在教育部安排之下校长要带夫人休息一个月，我才有了机会陪她。《杨叔子槛外诗文选》里面也记了这件事。
主持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理想，相互的尊重宽容，这可能是我们处理所有情感坎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非常感谢杨院士，我想今天我的提问就到这里为止，我想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同学们向杨院士提问。
杨院士：好几位记者甚至一些报刊都问过我这么一点，那么多出国的学生，特别是名牌大学生出国，有很多到了国外没回来，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我相信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海外的华人，包括留学生，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不会发展到今天，没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包括留学生，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没有今天的成就。所以现在学校规定教师一定要有海归经历，要开放，没有海外经历怎么行呢。我们那个时代（五六十年代）有三个口号：到基层去、到边疆区、到中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很多青年却有另外一个口号：到海外去、到公司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那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要到海外去，为什么到公司、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你有高新技术吗？这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为了国家的建设，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出国热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报答国家，那应该是可以的。当然出去要有知识基础，完全没有基础或者是中学就出去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是事倍功半的行为。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同学2：您认为我们国家在人文教育这一块，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的，或者应该怎么做人文教育？
杨院士：我觉得中国教育的进步是积极的、小步的、稳妥的。因为国家是很大的，我们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这么大，从历史发展的大局看，突然步子很大，确实不行，做一步是一步。一定要积极、要开放，你把这个情况跟五六十年代比较，跟八十年代比较，我们国家确实前进了很大一步。但是不可能要求我们学校跟那些经历过那么多的西方高校做对比，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实际发展情况摸索出一条路。与其只看看，不如走一步是一步。所以对整个大方向我是赞同的，但是有的问题非常严重，包括高等学校里面的教风、学风的问题。过去我怎么讲的，我从小学到大学，到毕业，所有作业都是我做的，从没有抄过别人的作业，更不要说作弊。现在是作弊成风。有人最近告诉我，有个学校有一位老师抄袭别人的东西写出来的书，还拿钱给别人，请别人帮忙写书评！我经常讲到，我们的国家发展成长就跟大江东去一样，我看着长江不是向北流，向西流，它是东流的。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很多问题，但是毕竟在前进。如果这样看待问题，我们心里会很开放，我们激情会更高涨，而不是陷入迷茫中。
同学3：杨院士您好，我是一名华科的海军国防生，代表国防大队向您问好（杨院士回答谢谢）。下个星期五我会到海工大去参加一个比赛，希望您对我们国防生提出几点要求和期望。
杨院士：我认为，对于国防生而言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深沉的热爱，二是对纪律的严格遵从。我很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追求德才兼备，现在的全面发展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改变了我的讲法：过去我讲“首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现在我改成讲“首先学会做人，同时必须学会做事”。特别是对于高层次人才。很多对计算机、网络很了解的人，却在为非作歹，就是因为做人有所欠缺。做人要懂得做事，通过做事来表现做人；德来育才，用才来体现德。因此我讲，我们国防生可能在这些方面的培养上更加重要。2000年4月，杨振宁先生在北京讲台上，说20世纪，世界两件事情最伟大。第一件，科学技术革命，翻天覆地地覆天翻。第二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不会承认，没关系，几十年以后，别人必定会承认。我希望大家知道，从2000年到2009年不过短短几年，现在西方已经在议论说我们是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不赞同第二的说法，但是显然这是一种肯定。如果中国人不站起来，中国有今天吗？所以，如果中国想继续站起来，继续强大起来，没有今天和明天绝对不行。所以我说：“我是昨天，你章老师是今天，你们是明天。”这是真话，昨天我们把担子担起来了，扪心自问，打个七十五分可以吧；今天我希望能更好些，那么明天就会更好。我休息之后，现在的年轻人会做得比我们更好。
（主持人：谢谢杨院士的讲话！）
（杨院士：我希望我们的女同胞发言啊，要争取妇女权益。）（哄堂大笑）
同学4：杨院士，晚上好！现在大学生在这个充满金钱欲望和物质享受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呢？
杨院士：你这个提问，我并不完全赞同。以全面的眼光来看，我们青年中的主流，还是发奋向上的；在新生入学时我就说过，这跟大江东去一样，我们国家的成长、我们青年的成长中会有曲折与各种缺点，但最后一样会成长起来的。如果你不信，可以看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国家青年们的表现。不仅是80后有希望，90后有希望，00后也有希望。有人问我奥运会的开幕式里，哪个镜头我最感动，我说最感动的是姚明牵着一位00后的孩子进来，那个孩子只有9岁。因此不是所有青年都很颓废，我相信很多人不颓废，我想他们一定会坚强的站起来，会做得更好！（掌声）
同学5：杨院士，您晚上好！（杨院士：你好，你是什么地方人？）我是四川人。今天晚上刚刚讲了出国，我想问一下现在大一很火的转专业热。现在我们班就有一部分同学想转专业，因为他们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分数低调剂到我们专业来的，（杨院士：你是什么专业？）我是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有些同学读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的性格不太适合读这个专业，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考虑转专业，我想问一下，您对转专业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杨院士：我讲三点。第一，大学学习实际是一个基础，是在培养自己的能力，很多人在毕业以后搞的都不是自己的专业。我们学校有两个学铸造专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了《参考消息》经济法的编辑；我们见了面以后，我说，“哎，怎么转专业了？”他们说，“杨校长怎么也讲这话？”我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觉得懂得铸造就懂得制造，懂得制造就懂得工业，懂得工业就了解经济，怎么能说是转专业呢？”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大学的教育就是提供你一个基础，什么基础？不光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刚才提到，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动脑筋，训练思维方法；大学会教给你一种思维方式，既训练你严格的、逻辑的科学思维方式，又训练你开放的、形象的人文思维方式。所以钱学森讲过，教育的重要机理在于思维过程的训练。
在大学，我们用更广泛的知识，来训练你的思维学习能力，通过思维方面的训练，使你能够了解工作方法、提升精神境界。因此，不管是哪个专业，你好好学习的话，就一定可以学到知识、可以训练你的思维能力。在2007年的学位学历教育调查中，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杨玉良，也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校长，进行了一个统计，这些年来，拿了诺贝尔奖的，无论是物理奖、化学奖，还是医学奖，很多人原来在大学里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甚至有的还学的是文科。所以第一点是，不要把大学里的专业看得太重要，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基础。第二，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做营销非常不容易，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博士在跨国公司做营销，处理人际关系很困难。而且做营销的人，如果是工业方面的营销，需要对场地、设计、制造、使用性能非常清楚才可以胜任，没有这些知识技能的话怎么行呢？第三，如果真的有特殊才能的话，就应该承认每个人的个性，不然学校干嘛做这个规定呢？爹妈的基因不同，后天的成长经历不同，个性的不同是应该被承认的，杨叔子爹妈没给我这个基因，怎么办呢？我承认兴趣和爹妈的基因有关系，也承认和后天的机遇有关系。我在孝感，碰到一个同学很迷茫，他学的专业是计算机，这个专业在九十年代还算一个不错的专业；他想要学化学，他爸妈讲，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弄到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这个前沿领域，你还不学，要学化学，怎么能学化学呢？但他就喜欢化学，喜欢的快要疯了。后来我就和他的家长做工作，后来他就转到化学专业了。他就喜欢化学，那能怎么办呢？
因此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重点：一、大学学习是一个基础；二、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三、的确存在兴趣的不同。综合在一起的话，如果他有这个才能，应该是可以转专业的，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
同学6：杨院士，您好，我想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大学生当中，怎样处理好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非理性是个性化集中的表现，一部分大学生很迷茫，可能跟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网上消息比较多有关。那么，大学生如何通过人文教育来缓解自己这种迷茫情绪？
第二个问题是，您是学工科的，应该来说，理性色彩更浓一些，注重逻辑能力，这方面是否会挤兑您的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情感等相关方面相对会弱一些，我有这个思考，不知道您的想法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您是在五六十年代左右上的学，因为那个时候上学比较特殊，受当时国家大背景，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大家的热情比较高涨，思想比较单纯，男生就是清一色的解放军的衣服，当时大家把学习放在第一位。而现在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学生面临的东西较多，怎样在这样的影响下，把学习仍然放在第一位呢？
杨院士：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本身不太复杂，因为如果学生真的感到迷茫那就好了，就怕他感到不迷茫，这就麻烦了。因为感到迷茫，就意味着看到了问题，希望有所突破，而不感到迷茫才是个问题。但如何解决迷茫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2007年九月初，中科协在武汉市开年会，就在我们光谷体育馆进行开幕式。开幕式的晚上，我们研究生会找到科协主席韩启德、党支部书记邓楠开座谈会。韩启德大家知道，他是原来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现在北京大学的医科副主任，人大的常务副主任。我们的对话回答了研究生的几个问题，跟迷茫差不多。诱惑太多，我该怎么办？当时，我认为韩启德讲得最好。
韩启德说，什么叫诱惑？以前，我们农村把人分为五等，第一等人穿皮鞋，第二等人穿球鞋，第三等人穿布鞋，第四等人穿草鞋，第五等人打赤脚，赤脚医生是农村的最下层。当时，最诱惑我的是学医，当医生；后来从大学出来，对我来说，最大的诱惑是当好医生。什么是诱惑？诱惑就是人生的价值取向。所谓迷茫，就是人不能确定其人生价值，这个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探寻人生价值取向。我们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生价值取向问题，重点是普遍富裕后人们的所求。学文科不需要通窍，它的重点是加重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化要弘扬起来。教育的核心是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结合之路，因为我们处在21世纪，现在科技发达起来就不能不看人文教育了。台湾师范大学郭校长的两句话我很赞成：“在现代，我们既要有现代科技事业，也得有古典人文精神”。科学技术现在不发展行吗？不行。过去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要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团结来对付其他人；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打仗时单兵作战也可以。我们需要古典人文精神，因此感到迷茫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确定你的价值取向。所有过得很愉快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没有价值取向就没有引导方向，就会感到迷茫。所以我认为你得依靠已经掌握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去探寻你的人生价值取向。
同学7：杨院士，您好，我是化学与化工学院的学生，我记得您的夫人之前也在我们学院任职过。她上学期去过我们学院，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次讲座。我记得您刚刚说您和她是兴趣相投，听您俩讲的内容也觉得您俩对科学研究执着追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做法十分相像。我觉得您俩肯定是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那我说我的问题吧（同学笑）：我们国家的经济、科技开始时一直向国外学习，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向外国已经学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是做中国自己的创新，不要再MADE IN CHNIA，而要CREATED IN CHINA.就是要中国创造。
杨院士：我要打断一下，我觉得你讲得完全正确。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在我们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里面，有一个词叫技术依存度。在90年代的时候，工业发达国家的技术依存度，平均值只有10%，100件关键技术有10件需要进口。日本只有6.6%，100件6件进口；美国更是只有百分之一点多，100件中1件多需要进口。在90年代时，我们的技术依存度是多少啊？远远超过50%。我们的计划是在2020年降到30%以下。所以我们目前是达不到自主创新的目标了，我希望你们明天可以达到。这一点我为什么有信心呢？在1996年6月，杨振宁先生到我们学校来了一次，在我们的露天电影场做了一个报告；当时有一两万学生在里面，他讲了3个多小时。讲完后他跟我说：我相信华中理工大学，在30年之内，一定会达到世界一流。他为什么相信？他说他做了很多次报告，从来没见过一次人数这么多，热情这么高，这种精神一定能支持我们达到一流。不只是我们学校，很多学校都有这个情况。因此我想应该是在你们这一代，可以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不能说关键技术全部解决，应该讲很多部分能解决。到你们的下一代，应该是世界一流的一代。
同学7：我还想问，作为工科的学生，如果将来要做自己专业方面的工作，怎样来培养自己在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呢？
杨院士：创新问题，的的确确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但是我感到现在有个弊端，就是力不从心，大家都想创新，但为创新而创新是创不出来的。创新很重要的就是把基础搞上去，“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凡最后真正创新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相当好的基础的。所以我讲过，小学、幼儿园的教育是为做人打好基础的；中学里面，除了为做人打好基础还全面地把基础知识掌握好；到大学里面呢，是为创业打下基础。至于现在大学搞创新、中学、小学也搞创新，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风气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基础好了，知识、思维和方法就会是好的。绝对不能一蹴而就，一定有个能力积累过程，一定有个锻炼过程，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对于现在在乎的东西，就好好学它，将来才能天天向上，如果没有好好学习，就不可能天天向上。（掌声）
同学8：再见到杨校长真的很高兴，今天特意来的。在看到这个宣传上“齿轮上的诗歌传奇”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形容词真的是太美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能够见到杨校长这么精神矍铄，我们深受感染。我有读杨校长的诗词，然后再想一想您已经年逾古稀。在我心里有犹豫、有迷茫的时候，会很受它传达的精神的鼓舞；在很困难的时候，想到杨校长诗词中传达的那种精神，我有一种心里面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诗学精神”。
杨院士：因为我不是专业写诗的，但如果谈些兴趣的话，最近我在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的生活学版，见到过一篇文章，叫做《诗是民族之国魂》。国魂就是诗魂，高度凝结成诗魂，这篇文章从四个方面谈这个事情，我建议你们借来看看。诗歌很重要的东西是它高度概括了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文化的精华，理性精华、感性精华、质地精华。
主持人：我手上还有几个同学们递上来的纸条，要向您请教:“杨教授您好，想问您，曾经有个老师跟我说：‘不会翘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翘课是大学的必修课之一。’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院士：我应该讲，用一句外交辞令来说，叫无可奉告。这问题不好答。不过，不调皮的学生，就不会是最有成绩的学生。
主持人：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您的继任者，周济校长，前不久，从教育部部长这个位置上到了工程院做领导，周部长在做部长期间，对我们国家教育的贡献，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杨院士：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问我，周部长为什么要调开。我认为，教育中间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解决的根本途径不在教育本身，教育本身解决不了教育全部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建国以来就没有解决嘛。很多问题不是教育部能够解决的。我认为周济同志为教育的进步尽了他最大的力气，但很多问题是历史积累的，很多问题是他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对周济同志的评价是很高的。可能他组织工程实施，比组织教学更有能耐，可能工程院更需要他，更能发挥他的作用。当时他接任我之前，派来调查的时候我肯定了他的几个优点，我强调三点：第一点，他组织产业比我强，我绝对比不了他。第二点，他比我果断。第三，他外文方面比我强。我感觉他在工程院里面可能比在教育部里做的更好。
主持人：谢谢，第三个问题:“您说那个哈佛大学的例子，是不是那些以赚钱为入学动机的同学们，他们的理想不够坚定呢？我们应当如何坚定自己的理想呢？”
杨院士：为了赚钱还是不为了赚钱，那是物质层面的选择；而理想是精神层面的。首先我们要看到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层面是伟大的。我这样讲过，只解决了人类的衣食住行，却毫无精神层面的行为，和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在易经里面的易卦里，讲了一句话，叫“文明以止，人文也”，什么叫文明？人文就是文明，文明社会里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精神关系来调适的。看重金钱与物质方面的人绝对不如看重精神层面的人坚强，我有这种感觉。
主持人：好，谢谢您。第四个问题是：“学习传统文化与人文思想的关系，以及您认为如何培养独立的人格？”
杨院士：我认为，小平同志在八九年的一次讲话很好，就是我们最大的任务是教育。因为我感到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应该从幼儿园抓起。中国有句古话，也算是经典的：幼而学，壮而行。幼儿学着做人，长大了精通为人，我认为这是对的。对于一个人的培养，应该从幼儿园开始。所以说现在幼儿园，小学的很多培优，我讲一句俏皮话，大实话，我觉得培优，并非培养优秀，而是培养忧患，培养忧虑。小时候不好好培养做人的话，可能会使人格不够健全，如果有很大的才能的话那就更糟糕。在教育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地从小学抓到大学。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现在的一些人文教育中，有很多东西是流于形式，就是真正的学到的东西好像并不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院士：我想说，并不是上课时让学生听的哈哈大笑的就是好老师，哈哈大笑以后，回去不能引发思考的那不是好老师，那叫哗众取宠。真正的好老师，是课堂结束以后，还能留下来很多问题让你去深思去回味的。
主持人：在我们今天的心灵之约访谈中，希望您可以留几句话送给大家，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
杨院士：今天有人问成功究竟需要什么。我感觉，成功需要累积，有累积才有亮点。这些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勤学、要深思、要笃行、要专心、要坚持。任何事情不可能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不踏实绝对不行。
主持人：杨院士把成功的秘诀作为我们今天本场心灵之约访谈的结语，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杨院士。
杨院士：我再讲几句话。我们的经历和大家不完全相同，我们的问题跟你们的不相同。但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对你们前进中的问题，我相信你们能够克服，能创造一个新的奇迹。谢谢大家！
